什么是現代社會？有很多種定義方式。

【資料圖】

《追求精確》一書作者、歷史學家西蒙·溫切斯特認為，現代社會發(fā)展的一條主線是對越來越高的精確度的追求。他剛到訪過中國，在華為，任正非對他說：“這本書對中國的工業(yè)會有很好的促進作用。”

要衡量精確，就要用到一個概念：公差，即“機器工藝中允許存在的誤差范圍”。比如拖鞋，公差可能是0.5英寸，這意味著鞋的內側和腳之間的擺動空間很大。而皮鞋的公差大約是1/8英寸，這樣腳和鞋的貼合程度就會緊密得多。

鞋子的公差這么大，所以和精密制造無緣。精密制造的主要對象，是適合機械加工的硬質材料，如金屬、玻璃、陶瓷等。精密制造的目的，是追求極小化的公差。差之毫厘，就可能誘發(fā)重大問題的出現，甚至是一場災難。

1776年，英國鐵匠威爾金森將蒸汽機氣缸的公差控制在0.1英寸，相當于1先令硬幣的厚度（注：先令為英國舊幣，1英鎊為20先令）。此舉幫助瓦特解決了蒸汽機漏氣的難題，這一年也是精密制造的開端。

今天，精密制造中對公差的極限要求已達到公差10的負35次方，即在0.1的1之前加上34個0。精確不僅從源頭上定義了現代世界，更一步步塑造了現代世界。

前年我寫過《從指甲鉗和筆尖鋼看中國與世界還差多遠？》，當時采訪了中山圣雅倫董事長梁伯強。他說，圣雅倫指甲鉗所用的碳素鋼都從日本進口，因為中國鋼的含碳量的公差范圍比日本高一倍，每一卷鋼材的含碳量不一樣，在淬火熱處理時會出現軟硬度不均勻，導致每個批次產品的穩(wěn)定性不同。

通過對類似案例的調研，我意識到中國制造的一大問題就是“博大有余，精深不足”。

影響精確、精深的因素很多。溫切斯特講述了一個故事。正是這個故事觸發(fā)了他寫精密制造史的想法。

那是“二戰(zhàn)”時期，美國制造的反坦克炮的炮彈，在用于英國生產的火炮時，部分炮彈會出現卡彈現象。英國駐美國大使館的機械工程專家波維先生來到底特律，考察那里的彈藥制造商，測量發(fā)現每一批炮彈都能完美地裝填在對應口徑的火炮炮膛中，絕對精確。接著他奔赴東海岸，抵達了彈藥運輸中轉站費城。每天他都會測量炮彈，但無論彈體還是外殼，都完美地符合設計師的參數。最后，他登上了通往北非的運送彈藥的貨輪。

不幸的是，貨輪在航行中先是拋錨，后來又陷入了一場海洋風暴，所有船員都嚴重暈船。但這種極端的環(huán)境，卻幫助他最終找到了炮彈啞火的原因——貨輪的嚴重顛簸，導致有一些炮彈受損。

通常炮彈被堆放在貨倉深處的板條箱里，但風暴來襲時，那些堆疊在邊緣的板條箱就會撞向貨場兩邊的墻壁。一次次撞擊下，有的彈頭會撞上貨艙的墻壁，并被向后推入炮彈后部的黃銅裝藥桶里。雖然只帶來幾毫米的形變，但如果多次重復碰撞，就會導致裝藥桶的外殼變形，炮彈的邊緣膨脹。這種改變肉眼幾乎難以察覺，但逃不過他行李中的千分尺的丈量。

一旦船靠岸，裝卸工人就會卸下板條箱，把成箱的炮彈拆散，配發(fā)給前線的各個團。由于沒有人知道炮彈之前的擺放順序，也沒有人清楚哪個炮彈來自哪個板條箱，所以變形了的炮彈會被隨機分配至前線，隨后就會出現卡頓現象。

波維發(fā)電報向倫敦建議：只要底特律的工廠加固一下彈藥箱的紙板和木料，炮彈的外殼變形和反坦克炮的卡頓就會解決。他由此被政府視為英雄。

其實波維發(fā)現的，只是包裝和運輸的問題。但這恰恰說明，精確貫穿于我們周圍的一切環(huán)節(jié)之中。沒有精密而精確的特性，現代社會無法成立。

6月22日，我在上海和溫切斯特做了一次訪問。他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但并不是關于精密、精確的觀點，而是“保持對不精確的事物的喜愛”的看法，以及對保持樂觀、好奇心、獨立思考的強調。

追求精確，必須充滿熱情

秦朔：從高鐵到飛機，現代生活越來越依靠精密制造的機器。機器放大了人的力量，而它們在運行中的任何一點瑕疵也可能帶來災難。你應該經常想到這一點吧？

溫切斯特：是的。通過精密制造的機器，制造出了很多人類可能從未想過自己想要的東西。

在20世紀早期，精確度的推廣應用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，一種是亨利·羅伊斯制造的勞斯萊斯，一種是亨利·福特制造的T型車。前一個亨利致力于為少數人制造世界上最好的汽車而不計成本，后一個亨利決心以工業(yè)流水線所能達到的最低成本，讓盡可能多的人擁有私人汽車。但無論是誰，采用更精密的生產設備都是實現精密制造的關鍵。

羅伊斯的一句名言是“細節(jié)成就完美”，他們生產的勞斯萊斯銀魅汽車在1907年首次表演，由工作人員把一枚硬幣立在散熱器上，然后啟動發(fā)動機直至最大功率，硬幣一直保持直立和穩(wěn)定。他們又把一杯裝滿馬提尼酒的高腳杯放在散熱器上，司機將油門踩到底，6缸引擎在瞬間釋放出最大能量，然而酒的液面沒有晃動。有一位汽車雜志的觀察者說，勞斯萊斯的引擎非常安靜，仿佛藏在引擎蓋下的不是汽車發(fā)動機而是縫紉機。

勞斯萊斯的制造過程很慢，像造船廠一樣。在銀魅車型的20年歷程中，工廠每天的生產速度只有2輛。為什么不多生產呢？他們的答案是：“能勝任一般加工任務的工人多數達不到我們的標準，我們必須雇傭最完美的工人并培訓他們……，勞斯萊斯的實驗室不斷進行科學設計、基礎研究和對金屬材料的應用研究，從而能用更輕的汽車重量實現同樣的剛度和強度。這些研發(fā)部門可能是汽車工業(yè)中最重要的部門。”

福特的T型車則是為大多數人所用的精密制造。最初福特汽車和勞斯萊斯的生產方式是一樣的：汽車零件、組件和結構件放在生產線上的一個特定位置，然后由一群工人對其錘擊、焊接、栓接、剪切、翻面、轉動螺絲和銼削等，工人們還要用銼刀打磨工件之間貼合的不夠好的地方，以保證所有零件能精準地拼在一起。

但T型車改變了這一切：所有零件、組件、結構件在進入工廠組裝之前都要嚴格執(zhí)行標準的公差，以確保交到福特的零件極其精確，無需由工人再進行最細小的調整。福特要求任何零件都要對應一系列精密制造標準，再通過流水線的方式把基礎零件組裝成汽車。

這是一種全新的生產方式——在生產線上安排了成百上千的“一次一種加工”的工位，只要工件在工人面前移動，每個工人都可以毫不費力地執(zhí)行加工。它帶來了生產效率的提升，而生產效率的提升帶來了革新性的生產力。

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，電腦成為精密制造的代表。想一想，那就是一個帶按鈕的盒子，但按下按鈕，你可以做你所能。再往后，移動互聯網更是神奇，在沒有互聯網和智能手機之前，我們無法想象它是這樣的存在。

所有這些都和精密工程、精密制造有關。精密的電子產品為我們打開了很多扇門，我們永遠不知道門外還有什么新的東西。

但隨著我們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東西，能做越來越多的事情，我們想要的也越來越多，想走得更快，走得更高，走得更遠，但機械領域的追求精度是有極限的。在這樣的限制下，我們的材料可能已經無法再進行更精確的加工了。

光刻機的運行環(huán)境是精確度要求最高的環(huán)境之一，它要求每立方米空氣中只能含有10個大小不超過0.1微米的微粒，否則一粒極微小的灰塵會在瞬間毀掉數百顆即將制成的芯片。相比之下，生活在正常環(huán)境下的人類就像游走在由空氣和蒸汽構成的瘴氣之中，這種瘴氣的清潔度只是生產光刻機的阿斯麥工廠內房間清潔度的500萬分之一。

同時，現代的精密制造也越來越復雜，一旦某個細微之處達不到公差要求，就可能引發(fā)整個產品的重大問題。

2010年11月4日，一架在新加坡維護的澳航A380飛機從新加坡起飛不久，發(fā)動機起火，緊急返航，最后發(fā)現問題是機翼里連接翼肋和蒙皮的非關鍵連接件出現了1毫米的裂縫。

2013年6月，澳航的另一架空客A380飛機也出現發(fā)動機故障，調查結果顯示，根源在于一根長度不超過5厘米、直徑不超過0.75厘米的小小金屬管上的一個鉆偏的小孔。生產金屬管的羅羅公司向澳航支付了8000萬美元的賠償金。

還有哈勃望遠鏡的例子，它被送入距地球380英里的軌道時，由于主鏡頭上只有人的頭發(fā)粗細的1/50的誤差，經歷了1300天毫無意義的漂泊。原因是技術人員的一個極小疏忽，矯正用的金屬棒的蓋子上少了一小塊油漆。

最近的泰坦?jié)撏У谋瘎?，我也一直在關注。我還不知道原因究竟是什么，但你在海底3000米深處的時候，如果有一個小錯誤，結果就是災難。

不過，雖然機械的精確度可能有極限，但人類的追求是沒有極限的。在對極小物質的研究方面，我認為中國正走在世界的前面。

秦朔：從中國制造的角度來看，要解決“精深不足”的問題，你有什么建議？

溫切斯特：追求精確，追求完美，這是一個過程。中國制造的一個問題是用于制造產品的機器還不夠好，不如德國、日本的機器。我上周在華為，他們的制造很了不起，26秒鐘就可以生產一臺手機，但生產設備都是國外的。如果能夠和國外的企業(yè)有充分合作，華為可以做更多令人驚嘆的事情。

我還有一個建議，就是對于精密制造，必須充滿熱情。我的父親是一個工程師，一生從事精密機械的工作。把一大塊不規(guī)則的金屬變成美麗而實用的物體，當每一個金屬部件經過精心加工被安裝在所有你能想到的地方，父親和他的同事們都會樂在其中。父親教我用千分尺去度量精確度，他真的對此充滿熱情。我知道中國大學里的年輕人都非常聰明，但他們是不是喜歡精密制造？有沒有激情和研究的快樂？還是他們更喜歡IT、金融？

既尊重鈦，也尊重竹子

秦朔：你的書中說，不斷提高的精確度定義了我們周圍的事物，但這種對完美的追求真的是現代人實現健康快樂的必要條件嗎？你也提到了“對不完美的熱愛”。你是怎么思考的？

溫切斯特：我有時確實在思考，我們是不是過于看重精確度了，雖然不斷提升事物的精度也是我們的渴望。也許在某種程度上，精密度剝奪了我們的一部分快樂。比如AI是目前最精密的工具，它提供了無數的機會，也存在著潛在的危險，我感覺我們處在一個重要的時間點，我們做出的決定將是非常重要的。

人類需要在不完美和完美之間找到一種平衡。大自然本身就是不精確的，但也帶來了獨一無二的魅力。我覺得德國人更像精密度的“奴隸”，他們有梅賽德斯·奔馳和萊卡相機，非常精確，但德國的木工、工業(yè)品被忘記了。而在中國等一些地方，仍然可以見到用古老的手法來制作手工藝品，比如竹器、漆器和書法。這些器件的制造并不是追求絕對的精密。

中國可以造出像C919大飛機這樣的精密科技的產物，也要堅持自己的歷史，堅持那些不精密、不準確、非機械、非電子的東西，這會讓人們有更完整的體驗，更幸福。

我自己經常舉日本的例子。日本有高度的精確性，比如鏡頭打磨和拋光的完美無瑕，發(fā)動機、測量和機械手表的質量，簡直就是精確的代名詞。日本鐵路服務的準時程度堪稱傳奇，2017年末鐵路公司曾因一輛快鐵提前20秒發(fā)車而致歉。

但日本對不精確的事物也有真正的喜愛，日本人能同時珍視這兩種看法，還有敏銳的行動能力。我去過日本的盛岡市看他們造的鐵茶壺，感到相當一部分日本人仍然對手工藝品充滿崇敬和自豪。他們對自然的、粗糙的、未加工的事物，對于不對稱和無常，賦予了與精確、完美一樣多的權重。

我也去過日本的精工表。精工表在1969年推出的石英電子表，因為便宜、結實、抗震、耐熱、防水和出其的準確，成為有史以來最精確的計時器，問世不到5年就差點把瑞士手表工業(yè)拖垮，直到1983年斯沃琪手表出現，瑞士手表工業(yè)才重現生機。

然而，80年代后，精工表管理層卻遭遇了一場良心危機，他們思考的是，一味追求機械精度的行為，是否和真正的制表工藝已經毫無關系了？在機器人扮演主角的生產線之外，他們嘗試留存一個看不到生產線、沒有機器人的空間，生產手工機械手表。

空間里有24個封閉的工作間，每個工作間用黑檀木圍起來，里面是一個270度的工作臺，配備了強光燈、放大鏡、計算機屏幕、個人工具架、鑷子、微型螺絲刀、針手鉗、拋光器、灰塵刷、鉗子、顯微鏡、超聲波清洗機、小珠寶盒、主軸、齒輪、主發(fā)條、計時裝置。

每位制表工匠頭戴棉布白帽，身穿棉布白大褂，坐在定制的椅子上用雙手制作手表。從擺輪到游絲，從輪系夾板到擒縱輪，從上鏈表到擒縱叉，所有零件都在另一邊手工制造，然后由工匠們放入這個極小的洞、那個微小的空間或極小的螺絲槽口。公差可以控制到僅為0.01毫米甚至更低。每隔1小時，人們會休息10分鐘，伸展四肢，然后繼續(xù)手工制作那些低調非凡、不斷贏得各種瑞士計時獎的手表。

精工每天生產2.5萬塊石英表，每周7天不停生產。而手工機械表這部分，20多名工匠一周五天的產量大致為120塊，這還是在運氣好的時候的情況。我在那里參觀時，制表師說，石英表比他制的表精確很多，但他不會戴，而且“想想就渾身發(fā)抖”。我想用我戴的勞力士“探索家”手表換一塊他們的手工機械表，但是不行。手工制表的精確性不如石英表，但它太漂亮了，充滿魅力。

我認為日本做的是對的。很多制造特別是工藝品制造，重要的是人的參與，是人的耐心、細心和溫柔。世界上很少有國家能像日本這樣充分表明，必須同等重視、尊重和贊賞精確與不精確，機器與手工藝。既尊重鈦，也尊重竹子。既著迷于未來，也尊重過去。

人類迷戀于精密加工和完美球面軸承的價值，也應該學會接受自然秩序的同等重要性。在不精確的自然界面前，一切都會衰落，無論多么精密都無法幸免。

中國需要更多的Pony Ma

秦朔：讓我們談談中國的創(chuàng)新，過去有“李約瑟之問”，現在人們也經常問“為什么中國沒有喬布斯和比爾·蓋茨”，你是英國人，長期居住在美國，你怎么看？

溫切斯特：從我的理解看，工業(yè)革命發(fā)生在英國，但很快就轉到了美國。英國是有偉大想法的國家，但不適合把想法開發(fā)（develop）出來；美國是有偉大想法的國家，而且善于開發(fā)這些想法；中國比較擅長造東西，把（別人的）好的想法開發(fā)出來。

為什么英國沒有美國那樣的高科技企業(yè)家？因為他們不愿意為風險而投資，澳大利亞也是這樣。他們仿佛患上了“高大罌粟花綜合癥”（Tall Poppy Syndrome），對自己身邊那些出類拔萃的人，總是不約而同、集體性地進行批評和懷疑，想把他們砍掉，而美國對于創(chuàng)新者則很敬慕，鼓勵不同凡響。

我的看法是，創(chuàng)新需要一種文化的基礎，就是鼓勵人們有不一樣的想法。我覺得中國和日本的傳統(tǒng)里都有“面子”的文化，怕失敗和丟臉。但是作為科學家，是必須失敗的，如果從不失敗那不是創(chuàng)新。科學家需要一次次摔倒后再起來，再試一次。如果怕摔倒，怕丟面子，擺脫不了這種東西，那是很難創(chuàng)新的。

中國歷史上有過很多發(fā)明創(chuàng)造，比如中國發(fā)明了馬鐙，讓騎兵與馬融為一體，是中國的第五大發(fā)明。中國發(fā)明（invent）了太多東西，但突然在清朝停止了，好像這個國家不再有發(fā)明的想法了。一直到最近幾十年，中國又開始發(fā)明了。

我這樣談論中國也許有些粗魯，但我的確認為，中國擅長制造東西，但在想法方面并不是那么出色。我希望大學里的年輕人，不要那么厭惡風險，而是有一些跳出框框思考的勇氣，敢于冒險做一些讓人驚嘆的東西，有一些“我不在乎失敗”的勇敢。

我看到的一個中國創(chuàng)新案例是微信，真的太棒了，我竟然發(fā)現有人給乞討者10塊零錢，他卻說“用微信給我吧”。有微信這樣產品想法的人都是天才，是Jack Ma做的嗎？

秦朔：不是，是Pony Ma的騰訊公司做的。Jack Ma的公司是阿里巴巴。

溫切斯特：Jack Ma我們都知道，Pony Ma和他是親戚嗎？

秦朔：不是。

溫切斯特：中國需要更多的Pony Ma、Jack Ma這樣有想法的企業(yè)家。

秦朔：你的書開頭引用了劉易斯·芒福德的話，“我們必須像重視科學、發(fā)明創(chuàng)造和務實組織一樣，重視情感的激發(fā)、道德與美學價值的表達。忘記該死的汽車，為愛人和朋友建造城市吧”，你還說“對于各位讀者而言，最好將這些話銘記于心”。這是為什么？

溫切斯特：當人類通過更好的精確性去實現以前無法實現的目標時，我們也必須開始思考我們真正追求的是什么。人類保有善良，比任何機器都重要。

機器可以幫我們做太多事情，我們自己不必計算、拼寫、正確地使用語法、從A地走到B地，機器都會幫我們完成。有越來越多節(jié)省體力的設備，比如電梯、吸塵器和電動牙刷，或者像電影《機器人總動員》（WALL·E）里面的情景，地球污染太嚴重，人類搬到了人造衛(wèi)星上，一切都是自動的，人什么都不用干，只需要躺著看電視喝飲料。如果都這樣的話，我們的身體就會變懶。

如果你去看偉大的希臘哲學家，蘇格拉底、亞里士多德、希羅多德、畢達哥拉斯，他們只懂一種語言，沒有多少書面歷史可以學習，他們也不太了解地理，因為沒有去過多少地方。我們呢，我們似乎知道很多知識，但真的需要知道嗎？我的感覺是，不能讓電子設備掌控你的大腦，要把大腦放在清水中洗一洗，把不必要的信息全部洗掉，讓我們自由地思考重要的事情，就像蘇格拉底、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樣純粹、專注地做出有深度的思考。這可能會改變社會的走向。

《沉思錄》的作者帕斯卡說：“人類所有的問題都源于人類無法獨自安靜地坐在房間里。”現在無論是氣候變化，歐洲大陸的戰(zhàn)爭，中美的沖突，人工智能的沖擊，等等，世界處于悲觀情緒之中。人們需要安靜下來，帶著樂觀情緒去思考如何解決問題，讓自己變得更好。

也許從來都沒有完美，只有平衡。像意大利，一個歷史上充滿混亂和戰(zhàn)爭的地方，卻產生了那么多美妙的藝術和美妙的汽車。瑞士100多年來完全和平，但除了鐘表，好像沒有產生什么。

就個人而言，我居住在美國，一個并不安全的地方，假如我從曼哈頓的第14街走到時代廣場，路上很多人看起來都不懷好意。但讓我選擇的話，我還是選擇住在這里，這里有奇奇怪怪的創(chuàng)意，有這樣那樣的爭論，共和黨和民主黨，黑人和白人，支持墮胎的和反對的，同性戀的和不同性戀的，很動蕩，很混亂，但在混亂中，史蒂夫·喬布斯這樣的人也出現了。這是一個不完美的國家，非常不完美，但到生命的盡頭我還是會在這里。

秦朔：你去了上海、蘇州，這些地方是非常安全的。

溫切斯特：是的，極其安全。人們很有禮貌，很干凈。

秦朔：中國正在推動創(chuàng)新驅動，你有什么建議嗎？

溫切斯特：希望這不是冒犯，我認為在歷史上，你們更加儒家主義，我們更加亞里士多德主義。這種文化根植在彼此心中。儒家主義建立了很多的法令（a lot of rules），亞里士多德主義打開了很多的門（a lot of doors）。

對我來說，我不在乎是否會丟面子，不會因為失敗而僵化，我對失敗免疫了，因為我知道不斷嘗試和失敗后就會成功。

中國現在已經開始了創(chuàng)新的旅程，我希望中國的年輕人，聰明的年輕人，能夠用新的方式去思考，保持樂觀和好奇心，保持獨立的思考，這樣國家的創(chuàng)新就是有希望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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